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带来了什么呢? 还真不好说。古代中国受儒家礼教影响了2000多年，那时的中国民风淳朴，就像受了耶稣基督和先知穆罕默德洗礼的人们一样，世世代代的繁衍生息。我不得不说人性是贪婪的，在人类没有认识到破坏自然资源会给人类自己带来危害之前，不会有人去想保护环境，谁会在意哪个生物即将绝种呢？人性的贪婪导致真理的产生，人类无止境的探求未知的欲望，没有贪婪从何而来？然而，人性的贪婪也导致战争，在没有外界因素束缚，对手绝对没有能力还手情况下，没有哪个民族会对扩张说不。我不喜欢宗教，这种东西是人类心灵的一种寄托，一旦变成紧箍咒，就失去了意义。我也更不喜欢孔孟孙老，他们对普通百姓毫无益处。但是也不得不说，这些东西确实作用不小，作为文明的一部分，这样的文明使人类有了更多束缚，这样的文明让人类把贪婪隐藏的更深，社会也就稳定多了。直到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下台，另一种文明的形象控制了中国人，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更团结了，也造就了空前的全民运动，它不象二战前的日本和德国，这个形象更象儒家礼教的变了个脸，但是大家都相信他。1978年，改革开放了，人们什么都不信了，那个隐藏了太久太久的贪婪又蠢蠢欲动了。于是乎，孔子学院又开始满天下的开张了。

  如果不仔细探究，不追求结果，我宁愿相信自己的感觉，就是从1949年到现在的中国还十分年轻，还在成长。但是绝不希望回归古代中国，把人民变成顺民，再让人们把贪婪藏好，再用这种老的掉牙的东西压抑人们的探求真理的欲望。这样做能避免战争么，答案当然是不能。我想说，当今世界为什么没有大规模战争，因为大家都有吃有穿，谁也不愿去为了多买些漂亮衣服就抢人家的而惹一身臊。然而，一旦大家都缺吃少穿了，还会有人再去理会别人么，谁有能力是谁的。这就是真理。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哪些地方变了，不言而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呢，让我说，对整个民族来讲，多半可能是：变得不是时候。如果说这种变化发生在西方，我对它充满希望，因为那是成熟的社会。可是现在的它发生在一个充满了‘布朗运动’的社会里，变数太大了。可以说有机遇，更是惊涛骇浪；对个人来讲呢，当然是好处多多，至少做过飞机的人越来越多，饿死的人越来越少，环游世界的人越来越多，没看过电视的人越来越少，还能要求什么呢。

人类心灵的天堂
——想哪说哪杂言集
张肇麟   汉彬洲咨询顾问

（一）
    有两个人争论着去找到孔子，请孔子辩理。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后问“您说我们两个谁才是真正的儒家呢？”孔子一听二者原来辩的是这个问题，随即说“您二位都是学高的智儒，都比我有学问，请回去吧。”在一旁的孔子的一位学生感到困惑就问“老师，您怎能如此言不由衷呢？”孔子的回答简单然而是振聋发聩的“他们关心的是什么？打发走就算了，理他干吗？” 这个故事对我启发至深！如果你不准备改变你对世界的观点与看法，那么至于你是哪门哪派又有何意义呢？然而今天我们太多受到俗世评价的影响乃至失去了真正本心的关注，正念被妄念擒获，我们的灵魂在被潮流、时尚冲击着而随波逐流。
    艺术最是遭到践踏的领域，我并不反对某些匠人打着艺术的幌子巅峰于商业的潮头，我也不反感某些权力阶层或者与其勾结的伪艺术家动用传媒对真正艺术的庸俗导引。然而，泛滥的情趣掩埋了艺术的真谛使我以及和我一样的朋友们不再容易寻找和欣赏人间真正大师的价值，增加了发现真正天才知己的困难，这的确触犯了我的利益！一些真正的古董艺术品被当成筹码沦落风尘，收藏者多是收藏得起却欣赏不起的家伙出于保值增值的动机霸占起来。这绝类似霸占美女的劣行，没有爱情就建立不起来双方真正的关系，于是就无法实现拥有。艺术品的天价转让并未树立艺术家的尊严却成就了资本的舞台，整个世界似乎变成了金钱的主张。道德（老子的道与德并非日常所解）最后只有躲到心灵之间，而心灵的居住环境也被大声的嘈杂所包围。如何可以“风乎舞雩咏而归”。鉴赏家似乎对艺术品有着天赋的权利说东道西，今天的评论家更是不知所以，教育家更是残忍用分数和荒唐的评级在那些尚无识别力的天才幼苗心中树立技法的至上权威。

（二）
    孔子的话还是给了我巨大鼓舞。艺术是什么只有我的心知道！这应当足够了。当我的心、情绪受到震撼、强烈感染，或是愉悦或是深刻，也可能就是超逾语言表达的只能会意的真实感受，或是微妙或是复杂而丰富，也可能就是一股幽深荡远的情怀，也可能生于敬畏和崇高，也可能明媚如小溪般窈窕，也可能随和如春初的油菜，或者翠竹一般可爱可敬。 这是一份上帝赐予的奢侈的感知力量，我们拥有了他就可以在身边事物中体味不同寻常的境界，我们有时也会忍耐不住要表达突如其来的一份特别的感受甚至体悟，我们可以寄予语言，也可以诉诸视觉，也可以诉诸音乐，或者更复杂一些的戏剧，甚至建筑和雕塑！但真正的艺术不去表达目的。
    让我初尝胜利的浅薄兴奋的是：商业最后臣服于艺术了。因为最后的消费仍然归于感受，驱动商业的两架增值引擎分别是：欲望和感受。欲望始终是时尚的奴隶，感受尽管肤浅却在升腾。这种臣服还表现在娱乐经济（品牌管理）不断地在庸俗地进步着。
    艺术使感受力博大无疆，超越时间、境况，超越现实，使人类在更广阔的宇宙间享受存在的意义，灵魂开始升华……….
    艺术的伟大还在于它并不简单对立于现实，人生的艺术达成的是艺术的人生，艺术没有使我们忽视现实相反使我们更具弹性地生活在多变的世界，用智慧去顺利解决难题。因为一当世界在内心中美好起来，世界真的开始美好。
    艺术（超越庸俗解释的朴素、真正感受）使我们逃脱了束缚，使我们的心摆脱了局促的物理环境，我们的情绪不再受单一的影响……….
    艺术的信念：感受可以表现、可以发现，同时感受是一种高贵的真实，感受是超越的人类价值，一种高扬的存在。艺术是对矛盾的和谐理解，是事物本质的另外表达。

（三）
    宗教是人类灵魂的另一伟大居所！同时也是遭受与艺术同样践踏与误解的地方。宝马车停在庙门外，扮成善男信女的商人们买上一注香（投资大的还要请点什么或捐点什么）在佛像前开始了交易谈判，一注香换取平安当然是最好的交易。“社会地位和金钱拥有者在神的面前通常也有地位。”宗教就其功利而言：可以作为寄托寻求一种内心安定，可以使狂妄的心体味一下久违了的敬畏，也可以被利用寄予妄念。
    但宗教的本质是信仰！人类从此可以达成有限与无限之间的桥梁，实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对接，这种对接使人类发现了存在物（行为、事件与他人等）在无限中的价值，永恒与无限一旦在人类道德中发现了他的地位与价值，人类就可以抵抗一切对善良的诽谤和低估，在这里有一种无上的敬畏维持着尊严与人类善良的价值，任何善行都能得到补偿！同时任何善行也无须补偿。绝不仅仅是内心的净化，净化不是目的是结果。
    信仰就其本质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心灵发现的过程。这个发现过程就是通常所言的修炼。宗教热情或者叫宗教情节萌生于某些人类内心，激发他们思考一些宇宙终极的问题，个人存在的意义，并进而反观现实的价值。而这种发现往往要经历坎坷沧桑，
历尽艰辛。感悟道理的过程绝非内心自我演化的过程（我是否定道教的），这是在人世“全面”经历基础上的洞察发现上帝的过程。上帝无处不在，同时上帝又驻在我的心中。（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绝妙）上帝是至尊的圣父，他又是亲切的麦尔彦的圣子，他还是无所不在的圣灵。因此，上帝就是我的获觉的内心（思维达远的、亲历的、与有敬畏的）。这不也同时就是佛么？
    进入真正的宗教体验，第一道关卡就是：到底有没有上帝？上帝是什么？佛是什么？
    当教堂出现了耶稣的画像、寺庙出现了佛像，宗教就已经开始远离了智慧。
    用“有相”去描述“无相”，一开始庸俗人类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泥潭。所谓“福慧双修”、所谓“博爱他人”，要末就是专职神职人员的需求，要末就是社会存在的需要。
    当你真切体味到了无限的意义和善良（善知识）的价值，或许是某种对责任的态度，此时神或佛已经存在了，这与大师们没有任何关系。这又回到了孔子那个故事。当你有了正念你当与神同在，当你觉悟了，你就立地成佛。是一个道理。
    能够用对自己生命的热诚对待世界及他人，用责任的态度对待生命的每一分钟，而这样做时你内心的感受是：事得其所的平衡与踏实，那么神、佛就自在了。上善如水与德如金刚，有区别吗？所有正教大意有别吗？区别是不悟者，或与真教无涉的私利无知者搞出来的。
    宗教是哲学的极致，他超越于解释，他超度人类的感念使之摆脱现实的局促而获得灵魂的自由。日常看到的仪式都不是真正的宗教。那充其量是宗教现象。（当然某些戒律和形式是有助导入法门的修炼，天主教称为灵修，佛教成为法门。如，戒定慧的顺序）
    因此，上帝、佛，都不如伊斯兰教的安拉描述的更为准确：无思像、无配偶、无可比拟。到此，还有人会问：上帝存在吗？上帝的证明是？
    境界是大智慧，而与那一门类宗教的教义真假无涉！境界存于修炼者那里，宗教是人类的需要但决非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多数信众终生无成。

（四）
    接下来讲一讲科学，科学也是被误解和乱用很多的地方。我们有必要先就两个概念作出区分： 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
    科学精神是指： 追根求底、开放批判、逻辑一致、基于实证。当然有时也包含为了探寻真理而坚持原则的勇气和毅力。
    科学主义则不同，科学主义是对科学的迷信态度，他忽视了世界的无际与永恒，忽视了科学认识的阶段性与实证狭隘性。科学主义者对所有尚未证明的现象、方法和价值观都予以排斥，这大大收缩了人类的感受范围。也降低了人类发现新真理的敏锐。科学主义本质是保守和霸道。
    科学是人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方法、工具，是解决边界清晰的问题的有效思维模式。科学的突破之魂就是假设、验证，科学革命总是爆发于内部矛盾出现的时刻。
    因此，科学态度首先就是开放。
    有了这个认识，处理科学与宗教、艺术的关系时还会别扭吗？
    人类的智慧：用科学解决实际难题，改造生存的条件实现生活物质水准的提升；用艺术的天赋感受生活，感受自己，感受世界。感受的幸福比现实物质描述的幸福更直接。感受力是获取幸福的第二道通货，用钱买了东西，使之转变为幸福时，你仍然需要艺术的品位与感受力或者观察角度。艺术的优越性还表现在，在基本物质满足的基础上，艺术可以超越金钱带来满足、深刻与快乐；宗教带来的快乐体现为灵魂的自由，人类在与永恒中的交流脱离了短视的焦虑，日常的鄙琐，找到了安宁，找到了善良与责任的补偿。积极的宗教决不回避现实。

    以下转述穆罕默德的伟大圣训： 每天结束时要于床前反思：我有哪些行为有改进的余地？是否有错？因为明天我即将死亡。（思考也善）
                                                           第二天准备启程工作时思考：我要努力工作，尽责尽善干出成就，因为我将永远生存。（永怀希望）

（五）
    迷信与矫揉也是很有意思的话题。迷信是人类对上帝和人类自己开的一大笑话。宗教和艺术是人类出于丰富（动词）、感受、寻求意义的伟大探索，宗教的上帝和艺术家表达的哪怕只有艺术家可理解的感受，那都是真实的，而迷信就有趣和滑稽得多了。迷信作为一种人类现象可以存在于任何人类软弱的地方，他浸染了艺术就会生成矫揉造作，故弄玄虚；浸染了科学就会生成科学主义，狭隘自是专横无理；浸染了宗教就会利用人们的恐惧换取敬畏而背离真正的信仰。
    迷信还可以单独存在或以伪科学（欺骗人们的视觉感官等作为实证的假象）、伪宗教（邪教）形式招摇于世。
    识别迷信的本质特征就是一方面它总是与人类的弱点连在一起的，他利用了人们的恐惧或者人类在寻求宗教陷于迷途中时对神秘现象的兴趣，此时智慧的不足要求自己设立一个神秘偶像来把握局面，换句话讲，迷信鼓吹者的信众有一种寻求信点什么的意愿在先，在迷信事件中，最有趣的是：总是信众成就了教宗的教义。信众心中需要一个神明，于是就合谋造了一个，但是由于内心的胆气缺乏，他们又必须默契地表现为，这一切并非巧合而的确是神明存在的明证。这就与迷信的另一本质特征连起来了，这就是迷信者极其害怕探寻他们的信仰。信仰只表现为一系列的戒律。因为他们内心对神明的存在是没有把握的，他也似乎在心底记着那是默契的自骗。这种恐惧的表达经常是极端的，好比大厦下的人群害怕大厦坍塌一样。他们以一种戒条形式规避对神的讨论同时也能够淡化这种恐惧对自信的动摇，于是他们就设立了规矩：谈论神的存在是大不敬的，必遭神的报应。为此这些迷信者还必须煞有介事地一起合谋编造被惩处的案例。案例必当十分恐怖，有时还会设计一套报应规则。比如，如果有人作出不敬言行会导致旁听者的不幸，于是增加了所有在场同伙的同仇敌忾的激励。
    迷信是能够迎合某些人的需求的。对正常宗教的误解可以帮助信众过一种消极认命的日子，也是一份清静（多数心态不佳）。邪教则往往指引一些改变的行动，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总得给点结果出来否则会失去信众。此时有两个走向：一是自残行为；一是危害社会。不管哪一样都会注定他的短命。正教存在并非因为信众都有智慧，而是其强大教义的内在精神和理性，在此人类通过寻求生存意义与价值变得彼此强大。
    迷信最有意思的还是他作为一种心理或文化现象的普遍存在。
    与迷信的斗争事实上是人类自身与其软弱性搏斗的过程！了解了这一点，就应走入正路。
    顺便，这也是我接受内圣外王观点的理由之一。

（六）
    谈点《易经》。目前研究《易经》存在的问题，第一. 此书结构确实有点复杂，加之年代久远文字比较晦涩，大多数人不知如何下手，乱哄哄的觉得神秘，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某些喜欢玄虚的人，放大了他们的市场；第二. 有人就靠把它弄神了好混饭吃；第三. 我尊敬的一些学者受限于文科思维，老是在卦辞爻辞上打转转，不能用科学解构的方法把事情弄简单。
    学理工科的人不易理解《易经》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在总体把握它的结构前他不能体会意义，而 《易经》 这本书还就是不易简单把握逻辑结构；学文科的往往总是从片言只语上讲运用，这能不走向神秘主义吗？
    首先，《易经》不要讲《易经全书》就单说卦辞或爻辞、序挂传，也不是一时成书的，尽管人们认为有些是孔子集大成，但也绝非一日之功。《易经》是以实践和历史智慧为基础总结的策略规律，他归纳了太多的事件。
    最初，人们总结和表达规律时第一个突破是：八卦。依据八卦中的六爻之间的关系，形成六十四种组合。每种组合代表一个境况。在这里我提醒大家：关注它的符号学价值。（为什么是六十四卦，为什么有太极、两仪得来都先不去管），有意思的是每一卦的各爻间关系注定了本挂的演化趋势！后面的卦辞爻辞事实上就算有不同解释，也是容易理解的，他合于常理（再有启发也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这套符号系统为何如此有效？要末就是阴阳辩证的确反映了客观规律，六爻位置的确反映了人际关系的规律或事物发展的进程（谋略基础）！其次注意，这个规律（即爻间关系规律，乘、应、比等）可以帮助理解后面的爻辞。
    第二个突破，整合起来的完整爻辞体系。首先，这个爻辞绝非孔子独创，孔子学易是有记录的，孔子把原来用符号表达的意思清楚描述了，这是历史性贡献。其次需注意的是，《易经》作为中国谋略文化的主轴盘藤着无数哲人的智慧，这些智慧绝非高度自恰与逻辑一致，读《易经》时要注意不要让这些东西弄得头脑混乱。
    还要注意，围绕《易经》有太多神秘和不合理性的内容，比如序挂传，既然六十四卦可概括周遭境况，那么挂序即使有理，也不必在初学时关注。
    如果你学易只是为了更加明智，我建议在理解挂的结构符号语言后，认真读爻辞即可。有很多出版物有专家注解都可参考，香港有人研究的也很严肃，值得一读，但不能只读一家，容易上当。
    如果你有哲学兴趣，我则建议，思考：为何阴阳五行假设的模型能反映事理？如有悟性接下去读一读 《黄帝内经》 很有趣的。
   中国文化是一种高级境界，他的特点即重修身又重谋略，这跟中国的历史特点有关。

 

温总理说过：
   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

现在我们要说：

   一点很小的善心，乘以13亿，都会变成爱的海洋；
   一个很大的困难，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微不足道。

 

 

看到这个，我哭了。

 

奥运火炬在传递。。。

 

河山只在我梦里
祖国已多年未清静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国印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在我胸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清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转] 24岁前不必在乎的24件事 - 志存高远的个人空间 - unispace - powered by X-Space
1.放弃      把握的反面就是放弃，选择了一个机会，就等于放弃了其它所有的可能。当新的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敢于放弃已经获得的一切，这不是功亏一篑，不是半途而废，这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或者什么都不为，只因为喜欢这样做，因为，年轻就是最大的机会。

2.失恋     不是不在乎，而是在乎不起。24岁前最怕失去的不是已经拥有的东西，而是梦想。爱情如果只是一个过程，那么正是这个年龄应当经历的，如果要承担结果，30岁以后可能会更有能力，更有资格。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稍纵即逝，过久地沉溺在已经干涸的爱河的河床中，与这个年龄的生命节奏不合。 

3.漂泊      漂泊不是一种不幸，而是一种资格。趁着没有家室拖累，趁着身体健康，此时不漂何时漂？当然，漂泊的不一定是身体，也许只是幻想和梦境。 

4.失业     尝到失业的滋味当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不一定是坏事。过早地固定在一个职业上终此一生也许才是最大的不幸。失业也许让你想起埋藏很久而尘封的梦想，也许会唤醒连你自己都从未知道的潜能。也许你本来就没有什么梦想，这时候也会逼着你去做梦。 

5.时尚     不要追赶时尚。按说青年人应该是最时尚的，但是独立思考和个性生活更重要。在这个物质社会，其实对时尚的追求早已经成为对金钱的追求。今天，时尚是物欲和世俗的同义语。

6.格调    这是小资的东西。“小资”这个词在今天又二度流行，追求格调就是他们的专利。小资们说，有格调要满足四大要件：智慧、素养、自信和金钱。把“高尚”理解成穿着、气质、爱好的“小资”们已经有能力庸俗他们的心灵了。主流观念倒不是非要另类，另类已经成为年轻人观念的主流了。在今天，老土倒显得另类。关键是当今社会是一个创造观念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固守陈旧观念的时代。 

7.评价    我们最不应该做出的牺牲就是因为别人的评价而改变自我，因为那些对你指手画脚的人自己也不知道他们遵从的规则是什么。千万不要只遵从规矩做事，规矩还在创造之中，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做每一件事，虽然这样会麻烦一点。 

8.幼稚    不要怕别人说我们幼稚，这正说明你还年轻，还充满活力。“成熟”是个吓人的词儿，也是个害人的词儿。成熟和幼稚是对一个人最大而无当、最不负责任、最没用的概括。那些庸人，绝不会有人说他们幼稚。不信，到哪天你被生活压得老气横秋、暮气沉沉的时候，人们一定会说你成熟了，你就会知道“成熟”是个什么东西。 

9.失败     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一个人起码要在感情上失恋一次，在事业上失败一次，在选择上失误一次，才能长大。不要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那样的老话，失败来得越早越好，要是30岁、40岁之后再经历失败，有些事，很可能就来不及了。 

10.错误     这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专利。 

11.代价     不是不计代价，而是要明白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这绝不是一句废话。否则，要到30岁的时候才会明白自己曾经付出了多少代价，却不明白为什么付出，更不明白自己得到了多少，得到什么。

12.孤独     这是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13.失意     包括感情上的，事业上的，也许仅仅是今天花了冤枉钱没买到称心的东西，朋友家高朋满座自己却插不上一句话。过分在乎失意的感受不是拿命运的捉弄来捉弄自己，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14.缺陷     也许你个子矮，也许你长得不好看，也许你的嗓音像唐老鸭……那么你的优势就是你不会被自己表面的浅薄的亮点所耽搁，少花一些时间，少走一些弯路，直接发现你内在的优势，直接挖掘自己深层的潜能。 

15.谣言     这是一种传染病，沉默是最好的疫苗。除非你能找出传染源，否则解释恰恰会成为病毒传播最理想的条件。 

16.疯狂     这是年轻人最好的心理调适，只能说明你精力旺盛，身心健康。说你“疯狂”是某些生活压抑、心力交瘁的中老年人恶意的评价，他们就像一部年久失修的机器，最需要调试，但只能微调，一次大修就会让他们完全报废。 

17.稳定     现在就在乎稳定的生活，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中了彩票，要么就是未老先衰。 

18.压力    中年人能够承受多大压力检验的是他的韧性；我们这个年龄能承受多大压力，焕发的是我们的潜能。 

19.薪水    只要是给人打工，薪水再高也高不到哪儿去。所以在24岁之前，机会远比金钱重要，事业远比金钱重要，将来远比金钱重要。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干事业的首要目标绝不是挣钱，而是挣未来。 

20.存款     这倒不一定是因为我们钱少，年轻人现在谁都知道钱是有生命的。机会这么多，条件这么好，可以拿钱去按揭，做今天的事，花明天的钱；也可以拿钱去投资，拿钱去“充电”。钱只有在它流通的过程中才是钱，否则只是一沓世界上质量最好的废纸。 

21.房子     除非你买房子是为了升值，要么就是你结婚了。我有个同学，家在外地，大学毕业之后，单位没有宿舍，家里就给他买了一套房子。他曾经有过去北京工作的机会，但是他觉得刚买了房子就离开这座城市说不过去，就放弃了。到现在他工作稳定，但一事无成。唯一的成就就是结婚了，并且有了孩子，因为他觉得不该让这房子永远空着，所以房子变成了家。房子是都市生活的寓言，这个寓言不应该过早地和我们相关。 

22.年龄     女孩子一过25岁就开始隐瞒自己的年龄，其实大可不必。现在青年期都延迟到45岁了，25岁又算得了什么呢？ 

23.在乎    这是一种拿不起、放不下的心态，它的反面不是放弃，而是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永远保持乐观主义的精神。 

24.   留给你自己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在我们这个年龄是不该有的 

由 孤独一身 在 2008-3-13 08:13 发表于: 倍可亲.美国 ( backchina.com )

 

1、法律问题：如果有人撞向灯柱，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2、兽医学问题：为什么植物没有脑袋？月亮是奶酪做的吗？

3、古典文学问题：如果恐惧是会给我们造成伤害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会怕蜘蛛呢？

4、政治经济学问题：流浪歌手那么能唱还流浪街头，他们是不是疯了？

5、哲学问题：古时候的人是怎样知道2+2=4的？

6、神学问题：人类消失后，还会第二次出现吗？

你有兴趣想一想吗？或许你的心里就会有另一个声音在说：真理只有一个，声音是多元的。

 

 

 

 

 

 

 

 

    很荣幸和大家一道参加这所世界上最好的一座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大学没毕业，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离大学毕业典礼这么近。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三个我自己的故事，不讲别的，也不讲大道理，就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点与点之间的关系。我在里德学院（Reed College）只读了六个月就退学了，此后便在学校里旁听，又过了大约一年半，我彻底离开。那么，我为什么退学呢？

 

　　这得从我出生前讲起。我的生母是一名年轻的未婚在校研究生，她决定将我送给别人收养。她非常希望收养我的是有大学学历的人，所以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一出生就交给一对律师夫妇收养。没想到我落地的霎那间，那对夫妇却决定收养一名女孩。就这样，我的养父母——当时他们还在登记册上排队等著呢——半夜三更接到一个电话:“我们这儿有一个没人要的男婴，你们要么？”“当然要”他们回答。但是，我的生母后来发现我的养母不是大学毕业生，我的养父甚至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所以她拒绝在最后的收养文件上签字。不过，没过几个月她就心软了，因为我的养父母许诺日后一定送我上大学。

 

　　17年后，我真的进了大学。当时我很天真，选了一所学费几乎和斯坦福大学一样昂贵的学校，当工人的养父母倾其所有的积蓄为我支付了大学学费。读了六个月后，我却看不出上学有什么意义。我既不知道自己这一生想干什么，也不知道大学是否能够帮我弄明白自己想干什么。这时，我就要花光父母一辈子节省下来的钱了。所以，我决定退学，并且坚信日后会证明我这样做是对的。当年做出这个决定时心里直打鼓，但现在回想起来，这还真是我有生以来做出的最好的决定之一。从退学那一刻起，我就可以不再选那些我毫无兴趣的必修课，开始旁听一些看上去有意思的课。

                            

　　那些日子一点儿都不浪漫。我没有宿舍，只能睡在朋友房间的地板上。我去退还可乐瓶，用那五分钱的押金来买吃的。每个星期天晚上我都要走七英里，到城那头的黑尔科里施纳礼拜堂去，吃每周才能享用一次的美餐。我喜欢这样。我凭借好奇心和直觉所干的这些事情，有许多后来都证明是无价之宝。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当时，里德学院的书法课大概是全国最好的。校园里所有的公告栏和每个抽屉标签上的字都写得非常漂亮。当时我已经退学，不用正常上课，所以我决定选一门书法课，学学怎么写好字。我学习写带短截线和不带短截线的印刷字体，根据不同字母组合调整其间距，以及怎样把版式调整得好上加好。这门课太棒了，既有历史价值，又有艺术造诣，这一点科学就做不到，而我觉得它妙不可言。

 

　　当时我并不指望书法在以后的生活中能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十年之后，我们在设计第一台Macintosh计算机时，它一下子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设计进了计算机中。这是第一台有这么漂亮的文字版式的计算机。要不是我当初在大学里偶然选了这么一门课，Macintosh计算机绝不会有那么多种印刷字体或间距安排合理的字号。要不是Windows照搬了Macintosh，个人电脑可能不会有这些字体和字号。要不是退了学，我决不会碰巧选了这门书法课，个人电脑也可能不会有现在这些漂亮的版式了。当然，我在大学里不可能从这一点上看到它与将来的关系。十年之后再回头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就非常、非常清楚了。

 

　　你们同样不可能从现在这个点上看到将来；只有回头看时，才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要相信这些点迟早会连接到一起。你们必须信赖某些东西——直觉、归宿、生命，还有业力，等等。这样做从来没有让我的希望落空过，而且还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好恶与得失。幸运的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喜欢做什么。我在20岁时和沃兹（Woz，苹果公司创始人之一Wozon的昵称——译注）在我父母的车库里办起了苹果公司。我们干得很卖力，十年后，苹果公司就从车库里我们两个人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0亿元资产、4000名员工的大企业。那时，我们刚刚推出了我们最好的产品——Macintosh电脑——那是在第9年，我刚满30岁。可后来，我被解雇了。你怎么会被自己办的公司解雇呢？是这样，随著苹果公司越做越大，我们聘了一位我认为非常有才华的人与我一道管理公司。在开始的一年多里，一切都很顺利。可是，随后我俩对公司前景的看法开始出现分歧，最后我俩反目了。这时，董事会站在了他那一边，所以在30岁那年，我离开了公司，而且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我成年后的整个生活重心都没有了，这使我心力交瘁。

 

　　一连几个月，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感到自己给老一代的创业者丢了脸——因为我扔掉了交到自己手里的接力棒。我去见了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惠普公司创始人之一─译注）和鲍勃诺伊斯（Bob Noyce，英特尔公司创建者之一─译注），想为把事情搞得这么糟糕说声道歉。这次失败弄得沸沸扬扬的，我甚至想过逃离硅谷。但是，渐渐地，我开始有了一个想法——我仍然热爱我过去做的一切。在苹果公司发生的这些风波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点。我虽然被拒之门外，但我仍然深爱我的事业。于是，我决定从头开始。

 

　　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但事实证明，被苹果公司炒鱿鱼是我一生中碰到的最好的事情。尽管前景未卜，但从头开始的轻松感取代了保持成功的沉重感。这使我进入了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之一。在此后的五年里，我开了一家名叫NeXT的公司和一家叫皮克斯的公司，我还爱上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后来娶了她。皮克斯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用电脑制作的动画片《玩具总动员》（Toy Story），它现在是全球最成功的动画制作室。世道轮回，苹果公司买下NeXT后，我又回到了苹果公司，我们在NeXT公司开发的技术成了苹果公司这次重新崛起的核心。我和劳伦娜（Laurene）也建立了美满的家庭。

 

　　我确信，如果不是被苹果公司解雇，这一切决不可能发生。这是一剂苦药，可我认为苦药利于病。有时生活会当头给你一棒，但不要灰心。我坚信让我一往无前的唯一力量就是我热爱我所做的一切。所以，一定得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选择爱人时如此，选择工作时同样如此。工作将是生活中的一大部分，让自己真正满意的唯一办法，是做自己认为是有意义的工作；做有意义的工作的唯一办法，是热爱自己的工作。你们如果还没有发现自己喜欢什么，那就不断地去寻找，不要急于做出决定。就像一切要凭著感觉去做的事情一样，一旦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感觉就会告诉你。就像任何一种美妙的东西，历久弥新。所以说，要不断地寻找，直到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要半途而废。

 

　　我的第三个故事与死亡有关。17岁那年，我读到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如果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总有一天你会如愿以偿。”我记住了这句话，从那时起，33年过去了，我每天早晨都对著镜子自问：“假如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我还会去做今天要做的事吗？”如果一连许多天我的回答都是“不”，我知道自己应该有所改变了。

 

　　让我能够做出人生重大抉择的最主要办法是，记住生命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因为几乎所有的东西——所有对自身之外的希求、所有的尊严、所有对困窘和失败的恐惧——在死亡来临时都将不复存在，只剩下真正重要的东西。记住自己随时都会死去，这是我所知道的防止患得患失的最好方法。你已经一无所有了，还有什么理由不跟著自己的感觉走呢？

 

　　一年前，我被诊断出癌症。我在早上七点半作断层扫描，在胰脏清楚出现一个肿瘤，我连胰脏是什么都不知道。医生告诉我，那几乎可以确定是一种不治之症，我大概活不到三到六个月了。医生建议我回家，好好跟亲人们聚一聚，这是医生对临终病人的标准建议。那代表你得试着在几个月内把你将来十年想跟小孩讲的话讲完。那代表你得把每件事情搞定，家人才会尽量轻松。那代表你得跟人说再见了。我整天想着那个诊断结果，那天晚上做了一次切片，从喉咙伸入一个内视镜，从胃进肠子，插了根针进胰脏，取了一些肿瘤细胞出来。我打了镇静剂，不醒人事，但是我老婆在场。她后来跟我说，当医生们用显微镜看过那些细胞后，他们都哭了，因为那是非常少见的一种胰脏癌，可以用手术治好。所以我接受了手术，康复了。

 

　　这是我最接近死亡的时候，我希望那会继续是未来几十年内最接近的一次。经历此事后，我可以比之前死亡只是抽象概念时要更肯定告诉你们下面这些：

 

　　没有人想死。即使那些想上天堂的人，也想活着上天堂。但是死亡是我们共有的目的地，没有人逃得过。这是注定的，因为死亡简直就是生命中最棒的发明，是生命变化的媒介，送走老人们，给新生代留下空间。现在你们是新生代，但是不久的将来，你们也会逐渐变老，被送出人生的舞台。抱歉讲得这么戏剧化，但是这是真的。

 

　　你们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的生活里。不要被信条所惑——盲从信条就是活在别人思考的结果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了你内在的心声。最重要的，拥有跟随内心与直觉的勇气，你的内心与直觉多少已经知道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任何其它事物都是次要的。

 

　　在我年轻时，有本神奇的杂志叫做《Whole Earth Catalog》，当年我们很迷这本杂志。那是一位住在离这不远的Menlo Park的Stewart Brand发行的，他把杂志办得很有诗意。那是1960年代末期，个人计算机跟桌上出版还没发明，所有内容都是打字机、剪刀跟拍立得相机做出来的。杂志内容有点像印在纸上的Google，在Google出现之前35年就有了：理想化，充满新奇工具与神奇的注记。

 

　　Stewart跟他的出版团队出了好几期《Whole Earth Catalog》，然后出了停刊号。当时是1970年代中期，我正是你们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在停刊号的封底，有张早晨乡间小路的照片，那种你去爬山时会经过的乡间小路。在照片下有行小字：求知若饥，虚心若愚。那是他们亲笔写下的告别讯息，我总是以此自许。当你们毕业，展开新生活，我也以此期许你们。

 

　　求知若饥，虚心若愚。

　　 　　非常谢谢大家。

 

玛 雅：共产党现在应该怎么办？按照自由主义的叙事来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

曹锦清：自由主义的叙事解释了党政的腐败，认为目前大量的政治、经济、社会的问题都是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要求走宪政民主的道路，开放党禁，允许社会各种不同利益都有组织自己政党的自由。第二就是选举。这样共产党不过是作为一个政党参选，长久执政的合法性就没有了。这使共产党面临巨大的压力，因为它把原来的叙事其实已经抛弃了。但它现在突然找到“小康”这个字眼，找到“和谐”这个字眼。我觉得这是在无意中触摸到中国传统的一根神经。结果在各个阶层引起相当好的反应，每个阶层都有不同的期待。农民说，你把我的负担减轻了，还撒点胡椒面来。富人说，和谐社会好啊，不要抢我东西了。

      这就是说，原有的叙事解体后，它要寻找一个新的叙事。但是史观它没有建立起来——共产党没有告诉我们，今后要到哪里去。所以党内最近就出现重大分歧，有人说要换旗子，换掉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旗子，举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子。我说这些人是政治上的盲人，换旗怎么换？换旗是为现时的改革开放辩护，但是原来的共产党和革命是为1949年辩护的，为政权的合法性辩护的。如果这两个都要，这个问题只能采取模糊的战略。但是知识分子要说清楚，怎么办？总而言之，史观的丧失带来了迷茫，重建史观我们遭遇到许多的困难。

      重建整体感、历史感，执政党当从自身做起

玛 雅：这是不是说，共产党顺着它的历史叙事一直走到现在，在今天的情况下，它管理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如果要想继续引领这个民族往前走，它需要重建整体感和历史感，来实现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这样它执政的合法性才能继续被人民所承认。你觉得这种重建有没有可能呢？

曹锦清：我想，中国的历史还在传承，不会那么快就发生如此大的变动。如果这样变化，那所谓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复兴，就是一个问号。因为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建立在两个概念的基础上的，一个是历史，一个是个人以外的那个群体。这个群体的生命比所有的个体更悠久，它是不朽的，因而它有历史。整体感和历史感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农耕社会这个整体就三个：家族、国家、天下。天下是个文化概念，就是华夏文化。这三个又是一个整体，家破了问题不大，国破了问题也不大，还有天下这个支柱。所以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最后一个精神支柱。中国知识分子其实生活在这三个整体里面，支持他的是三个整体以及三个整体的历史。所以古人的文章历史感之强，令我们现代人很惊讶。家族是个史，国家是个史，天下也是个史。所以把马列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套在中国的历史上，被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国有史观，史是有历史规律的，这个规律是发展的，这个很容易被接受。而在历史观中承担着道，道德诉求的东西在里边。这在中国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但是从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过渡，所有的个人都从他原来所从属的群体——血缘群体、村落群体——出来，成为市场里为自己的谋生做最大考量的独立个体。这个时候，那种历史感弱化了。时间被约缩为当下和未来可预见的几年。它是支离破碎的，比如玛雅今天到上海来，几点到几点找某某人。这个时间是机械时间，你可以切断它，拼起来，然后遗忘。第二就是整体的概念消除了，整体变成了个人——我。当时间变成了当下，“我”就变成了感觉，在感觉中感觉到的是无限的欲望，这个欲望要立即实现。现在的年轻一代就是这样：我，当下，要，全要，立即要，迫不及待地要，第一问父母要，父母要不到就问社会要。所以一些年轻人就抢，就骗，犯罪就不可抑制。现在对犯罪的动机本身也不加谴责，因为他要享受，吃好点，住宾馆，卡拉OK，泡妞，这是人欲嘛，人欲在当代是合理的。我们唯一能批评他的是实现的方法不符合法律，可现在法律对动机不加怀疑。如果所有的动机都是中性或者良性的欲望的话，法律管得住吗？

玛 雅：腐败也是同理？

曹锦清：同理。中国大面积的腐败是在1990年代“南巡讲话”以后。1980年代有官倒，和90年代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我们批判文革，但是文革中官员比较清廉的制度建立起来了。这是后来衡量官员腐败的一个天然尺度，稍一腐败就量出来了。那时候知识界不能接受，老百姓也不能接受。“八九”所谓的要自由，要民主，把很多的民众卷到那个运动中。其实老百姓懂什么自由、民主，不就是反贪污、反腐败。

      应该说，到1990年代，自由对中国老百姓来讲基本实现了。土地给他了，就业自由了，有本事买房、租房，在任何地方居住也自由了。性的自由也开始了，法律基本不管了。之前讨论女大学生怀孕要不要开除，知识界几乎一边倒，不应该开除，这是她的自由。对老百姓来讲，有了物质自由和性的自由，他就乐不可支，他要支配这个自由引起的无限矛盾够他烦的啦。这样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讲，把老百姓放逐到自由里去，就减轻了民主的压力，也就是参与政治的压力，这是高明的做法。

      对这场变化到底怎么来看？是不是中国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现代工商社会、都市社会转型带来的这么多的问题？它的核心要义就是传统的整体感和历史感对于个体而言不复存在。个人主义急剧发展起来，个人的欲望作为合理的欲望膨胀起来，而且要求当下就实现。目前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我们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一旦经济萎缩，大面积失业，年轻一代不愿意回到农村去，重操父辈的旧业，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所产生的危机可能比东南亚金融危机要严重得多，弄不好，中华民族在发展道路上还有一劫呢。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重建整体和有关整体的历史叙事有没有可能？我不大清楚。因为这个整体其实指的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向市场转轨，是中国有史以来3000年文化未有之大变革。西方人在19世纪经历了，我们当下正在经历，而且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这样大的转型中，传统是不是能满足当代的需要，我也不知道。但是个体把他感觉到的无限的欲望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这个也不可能实现。怎么会实现呢？

玛 雅：如果个人不幸福，时间长了他自己也承受不了。每个人都疯狂地追求，这个社会肯定承受不了。现在的问题是，整体感和历史感的重塑过程，是一个教育的过程，甚至是一个教化的过程，那么这个任务由谁来完成？如果由政府来做这件事情，现在有两个难点：一是毛时代乃至今天的政治思想灌输，已经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极大厌烦；二是共产党自身腐败严重，造成它即使是说挺好的东西都让人反感，比如“八荣八耻”。在这种情况下，整体感和历史感的重塑应该从执政党自身开始。共产党搞先进性教育，或许也应该搞整体感和历史感教育。

曹锦清：先进性的核心是你要代表呀。是说共产党要代表这个民族，对这个民族要有一个蓝图，然后要以身作则。嘴上说先进性，然后以权谋私，谁还相信你？“三个代表”的基础是你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人民认同你这个目标，认同你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叫执政能力。所以对共产党来说，目标特别重要，按照这个目标设定历史发展的脉络特别重要。

      但是现在没有目标，至少是不清晰。在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历史趋势以及各种相应的政策时，在老百姓不相信你这个叙事时，你的“三个代表”就是空的。代表的核心是民本主义，就是它引领我们走，我们也跟随它的引领。如果没有这两条，就是自己代表自己。这样的话，谁有能力就先代表他自己。那么资本家先组织起来代表自己，工人农民也组织起来，自己代表自己，不要共产党代表了。

玛 雅：假如共产党没有能力凝聚人心，重建我们民族的整体感和历史感，会是一种什么结果？

曹锦清：那么这个党执政的合法性就有问题。它就只能高度依赖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就业的充分来维系政权。采取物质性的东西比较多，就比较脆弱。一旦这些出现波折，它非常危险，而且党内有一批野心家可能就把它吃了。那个时候个人的权力就特别地凸显出来了，因为这个权力脱离了历史和整体，脱离了价值的护佑，那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那时有些人就要结党营私，就要搞权了。

      当然我的前提是说，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对当代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的。这就是我被别人称为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原因，说我被共产党打了几次，怎么老为共产党讲话？我为共产党讲话，是因为它现在还引领着这个民族，完成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历史重任。这个重任还在，也就是天命还在。

      共产党天命还在，对中华民族仍负有责任

玛 雅：天命指的是什么？

曹锦清：天命就是说，中国结束了近代积贫积弱的局面，现在要恢复到我们传统的在亚洲的地位。我们不会称霸全球，也不会跟日本干仗，但是要恢复和我们的人口、国土以及我们的历史记忆相称的亚洲大国的地位。这个地位一日不恢复，这个民族一日不安宁。这个天命也是一种传统的、关于历史的叙事——我们恢复在亚洲的位置，因为我们之前的几个王朝每一个都恢复到了这个位置，这样我们民族的记忆就衔接起来了，我们心里就安宁了。

玛 雅：就是说，共产党承载着带领中华民族恢复亚洲大国地位的重任，所以它还背负着天命？

曹锦清：现在共产党对中国还负有责任：第一要维持政治版图的统一，第二是社会的稳定，第三经济要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的天命还在。这个民族13亿人的转型，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风波，可能有挫折或者大的风险，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比较容易驾驭局面。只要它的目标这个民族的大部分人认同，它干事情就比较有把握。邓小平讲了权力集中的好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现在有些国家搞了民主制，政府就无法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政策。

      政治版图的统一、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样的问题，很多个体可能没去想，因为他有当下个人利益的诉求。有党的领导，有个稳定的执政集团和稳定的政策实施贯彻，对国家的转型是有好处的。问题应该这样提出，而不是按照选票的多数形成一个所谓多数人的意志，把这个意志变成政策。这30年来，虽然出了一些政策失误，但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我们对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对贪污腐败都猛烈抨击，但是如此快的社会转型大体上稳定，这也是了不得的。香港这10年，怎么会这么稳定呢？所以，不要被“专制”这个表面的概念，迷惑了我们对当前中国政治的实质内容的审视。

玛 雅：这30年的确是个奇迹。如果换一个政党，或者是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也许不会有这种奇迹。

曹锦清：其他所有国家在快速转型过程中都出现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主导的所谓现代化理论，一般10年、20年都出现贫富分化。资产阶级形成、暴富，农村人口高流动，然后失业，最后引起军事政变。1960年代末70年代初，非洲、东南亚、拉美国家统统是这样。发达国家早期也是如此。法国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一步一步在那里动荡。德国付出的代价更大，它统一后扩张，然后一战、二战。日本也对外扩张，发动战争。美国是个特例，因为它土地资源无限供给。而我们这50年来总的讲还比较平稳，尤其30年向市场转轨，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骚乱。这个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要素。再一个，土地实质上的国有化，形式上的集体所有制。虽然农民失去那么多土地，但是它保证了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就使得一亿多的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可能有1/10的人已经城市化了。这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还有那么多城市下岗工人，几千万人，一下子甩下来，但是仍然比较稳定。一方面政府兜了一下底，一方面还有新的就业，所以他们虽然牢骚满腹，忿忿不平，但是有饭吃了，也稳定下来了。再一个，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高校毕业的这部分人，大都进入了中产阶级。当然，这30年国际环境也比较好，可能还有其他因素。

玛 雅：有没有传统的因素？

曹锦清：我觉得有。就是在传统上老百姓允许一个执政党的存在，允许政府去包揽一些事务。老百姓不干政也不参政，只要给他自由就可以了。中国的老百姓勤劳，有发家致富的传统，挣了钱就回家盖房子，把子女送到大学去。这就使老百姓永远勤劳，永远不腐败。包括这个党，我们认为它那么腐败，以权谋私，其实干部中的相当一部分还承担着社会责任，当然乱承担的也有。一讲把农民负担取消，官场里没有人敢不同意，包括底层的官员。收不到钱了，他利益受损，但是他说：我们是农民的儿子，取消农业税很好，可我们现在没钱了怎么办？他讲这个问题。这不是传统吗？所以说，自由派在1990年代盛行后，很快左翼就在舆论上占了上风，这难道是左翼厉害？不是。是有传统在那里。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是中左的。孟子是个中左派，他对贪官污吏抨击，建立一个所谓有恒产恒心的农业社会组织。历来的知识分子都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当地的政府和官员，包括皇上。

      儒家讲“民为贵”，很少直接骂老百姓。这个道统被五四完全割断了吗？我觉得不见得。在自觉的意识中割断了，在不自觉的意识中依然流淌着，包括在政府官员当中。如果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党早就崩溃了。苏联为什么崩溃了？它那个传统比我们弱，我们的比较深厚。这些依然护佑着我们民族安宁的传统在当代到底有多少，我们未必发觉。

      腐败亡党亡国，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玛 雅：共产党天命还在，所以执政地位还在。但是如果它继续腐败，自己垮掉，就是它自己违背天意。

曹锦清：或者说它自己把自己崩溃了，为了以权谋私，为了把自己贪污的钱变成可继承的私有财产，像苏东一样。这个可能是有的。共产党里的某些掌权人，经不住自己通过权力获取的物质利益的诱惑，物质利益最大化后，他希望这个物质利益私有化，把原来多少对他还有点制约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号都拿掉，只管自己，不守护这个民族，那就是他自动地背离天命。

      如果民族选择了这个党，这个党就应该承担，但是有可能它不承担。秦和隋天命都在，是它们自己扔掉了。隋结束了南北朝300年的分裂动乱而建立起来，这是天命所归。隋文帝时体制还可以，到隋炀帝就不行了，国力耗尽，颠覆了。这就是他自己背离天命。共产党取代国民政府，经过50年强劲起来，怎么能把赋予自己的天命不承担了呢？

玛 雅：这几年治理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说明执政党高层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问题是，腐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曹锦清：腐败除了搞市场经济和苏东解体带来信仰解体这两个原因外，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民主国家早期，美国、法国、英国都腐败。美国的政党分赃制也腐败得不得了。印度、东南亚国家、南美都很腐败。但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到了一定时候就上正轨了？我估计，是几代人自由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的结果，再有财富总量极大增长，官员的俸禄也相当可观。

玛 雅：但是它们经过了一个对外扩张掠夺的阶段，我们没有这种发展条件了。

曹锦清：的确。而且13亿人去掠夺，那不得了，全球65亿人都给我们掠夺了。所以，光靠民主制来治理腐败，要失望的。而且中国一旦搞民主制的话，我担心版图会分裂，原因是中华民族太年轻。

玛 雅：你是说，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发展阶段还太短？

曹锦清：汉族、蒙族、藏族等都是很古老的民族，但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还很年轻。中华民族的认同还没有彻底完成，中华民族的整合还有一个过程。另外，中国版图的55％都是少数民族区域。毛泽东明白这个。他说，中华民族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个不严格。汉民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而且在解放后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列宁主义讲“民族自决”，毛泽东改了一个字，叫“民族自治”。以党来监政，一把手统统都是党的一把手。如果是民主制，各个省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把手肯定都是本地的。现在用的传统的回避制不可能，任命制也不可能，在各地发展如此差异的情况下，分崩离析的可能性很大，像南斯拉夫一样。穷的省份说，我干嘛要跟着你？我的原材料都给你搞去了。富的省份说，我为什么要把钱交给中央再给你们？我的钱在我这里还能生钱，到你那里就打水漂了。所以他们对新农村建设非常不满意。一个家庭里出现地位分化都会离婚，不要说一个国家。

       天下不是你的，你是代天下守天下

玛 雅：从目前中国发展的方向和政策来看，共产党还在顺应天命。一方面，承认腐败不治、社会不公，将动摇自己的执政根基；另一方面在切实努力，通过各项政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曹锦清：胡温这几年做的事情是沿着这个方向在前进。邓小平的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把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增长的基础上，认为增长本身就包含了合法性，蛋糕做大了大家好分。这在那个贫困的年代没有错。但是这种增长方式和分配方式隐含着矛盾，越来越朝向市场化和私有化，一般来讲是富者越富，穷者不会富。因为允许资本参与分配，后来允许知识也参与分配，权力其实也参与分配。这三个参与分配，劳动的份额必定会减少，因为劳动是分散的、无组织的，而且没有人代表它。

玛 雅：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资本、权力和知识相勾结。

曹锦清：所以我们就看到，1990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持续加重，引发此起彼伏的农民小暴动。在《黄河边的中国》里，我写了这样一句话，是向高级官员说的。我说，当农民跪下来求情的时候，你要提防，因为离他们站起来打你扁担的时候不远了。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高层感觉非常不灵敏，基本上还是沿海取向、资本取向、增长取向的政策。其实邓1993年就和他的弟弟邓垦讲，原来以为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问题，现在看来，分配问题比增长还要重要和困难。

      但是市场经济已经形成这个分配格局，靠一次分配来解决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新一届中央就强调二次分配，搞社会保障，把农民负担减掉，教育负担减免，建立新农合……这些政策出台，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中西部地区中老年农民对中央特别感激，重新有个信心。但是对地方官员的评价没有大的改善。对中央的认知改善了，农民起来闹事的可能性就不太大。如果一旦闹事，他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么皇帝既反贪官，又反领头闹事的农民就很容易。

      一代的政治领袖要意识到这一点，国家没有统一，向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都会加剧。现在虽然提出和谐社会，但有没有能力来实现是另一回事。传统的政治智慧和现实的要求怎么结合？西方的经验怎么合理地吸收？都是问题。

      西方的财富观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卡耐基到晚年是忏悔的。他说，财富不过是社会委托给富人、有能力驾驭财富的人来掌管的，是委托责任制。寄在他个人名下的巨量财富，不是他可以随意支配和消费的。所以资本家要合理地生活，不要炫耀；留给家族的钱够用，但不要太多，否则要腐败自己的后代。因为，你能够驾驭几亿，你的儿子驾驭不了；驾驭不了，变成消费资本，就腐败掉了。所以他把巨量财富回馈社会，赞成高额私人遗产税，办公共事业，投资图书馆和大学。比尔·盖茨也学着这样做，还有巴菲特。这样的财富社会怎么会不认同呢？即使第一桶金来路不明，你把一桶金变成10桶，然后回馈社会。

      如果中国这一代人中一些核心的资本家有这样的意识，那和谐社会的一大部分就解决了。国家制定法律，比如遗产税是多少，我们自己去算，也不必交给官员去做。然后建立各种各样的社会慈善团体，一切要寻找生活意义的退休中产阶级和他们的子女，认同这个团体的，都去那里工作，这样就好了。共产党对这种社会建设应该加以法律支持，而不要怕他们将来会搞政党什么的。这个天下又不是你的，你是代天下守天下呀。

      用中国人的话语，告诉世界一个新的活法

玛 雅：如果民众中相当一部分人也能认识到这种天命，也许历史认同、民族认同会比较容易建立。

曹锦清：主要是知识界，官员也来自知识界。但是这两个人群现在要达成共识比较难，因为受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非常大。如果回归传统的知识，比如儒家有比较完整的一套，大家有这个文化认同，知识精英该做什么？确立我们民族发展的价值和目标，在这个框架中从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那就比较好了。这个经济肯定不是用西方的市场不市场来描述，民主政治的建设，可能也用另外一种语言来描述。现在除了西方的语言，我们没有自己的语言。

      13亿人那么大的一个民族，5000年的文明传承，进入现代化以后，是不是和西方人走的路应该有点不一样？在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人们的物质欲望要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在这方面，我们传统的智慧对当代社会应该是有教益的，能够驾驭人和自身的平衡。身心的平衡，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先决条件。那么按照现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13亿人是可以过得相对比较和谐的。套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幸福指数比较高一点。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样式。中华民族如果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活法，达到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三个和谐，一定会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影响。

      第三世界的崛起，如果走第一世界的老路，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害怕。因为在西方人的记忆中，崛起就意味着扩张，意味着对内的掠夺。是不是中国的发展可以避免这样？如果我们所有的个体都没有一个整体感和历史感，就不可能有自我约束。因为中国是一个不信教的民族，我们不能指望宗教来约束每个个体，也不能指望现有的宗教成为那些落难、弱势灵魂的安慰所。而我们文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关于历史，这个历史是整体，隐含了对个人的约束。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重建的整体，所有单位、组织都隶属于国家，国家也被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理解。你效忠于国家，效忠于人民。人民是作为世俗化的上帝来理解的，人民是不朽的。

 

（曹锦清，著名社会学家、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结束了近代积贫积弱的局面，正在快速崛起。我们不会称霸全球，但是要恢复和我们的人口、国土以及我们的历史记忆相称的亚洲大国的地位。这个地位一日不恢复，这个民族一日不安宁。中国共产党承载着引领我们民族实现这个心愿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执政的天命还在。

中国仍需整体感  当代仍需历史观

——曹锦清谈执政党政权合法性

文/玛雅

访谈时间：2007年5月

访谈地点：上海
    中国革命史观，共产党政权的正统叙事

玛 雅：执政党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今天中国政治中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执政党本身也在试图做出回答。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曹锦清：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叙事：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叙事，也是共产党的正统叙事；另一种是王朝循环说，就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再加上天命说，形成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还有现代化叙事，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自由主义叙事。这个叙事分两种观点，核心是对毛时代30年怎么看。一种观点对30年是肯定的，另一种是全盘否定的。

玛 雅：马克思主义叙事，也就是共产党的正统叙事，具体含义是什么？

曹锦清：共产党为其政权合法性进行意识形态辩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建立起来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叙事。这个建构过程的完成，以毛泽东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标志。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最终确立，就是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标志的。它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何处，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就是，中国曾经经历了和人类其他社会一样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也将一步一步地走向资本主义社会。鸦片战争中断了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导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下在哪里？积贫积弱的根源在哪里？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反帝反封建。我们未来要走向哪里？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这样就给我们民族的历史境遇重新定位，一个完整的历史观就建立起来了。这个过程是毛泽东完成的，康梁、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没有完成。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要一步一步往那儿走，但他没有用一个史观来加以解释。蒋介石写了《中国之命运》，也没有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康有为有个史观，为戊戌变法辩护的，借用《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和《礼记》的小康、大同结合起来，经过小康到达大同社会。但是这个叙事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很少有人提起。之后的革命派兴起后，理论基础是法国大革命的话语，吸收孟德斯鸠、卢梭的自由主义理论，属于自然法。自然法没有史观，以前的历史都是迷误，要用理性重新发现人本身的东西。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土壤中根基那么浅？我觉得和缺乏史观是有一定关联的。

      而共产党成功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重建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套在中国这个龙的身上。不管套得怎么样，它满足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就把那么多苦闷的、彷徨无告的知识分子都吸引到延安去，黄河之滨就集合起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些人当然能够打败已经丧失了政党理念的国民党。国共两党之争成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高点，它是一个新的史观。因为有这个史观，毛泽东就可以引领这个民族一步一步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他执政就非常有自信，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

玛 雅：史观为什么那么重要？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曹锦清：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民族。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宗教创造教义，哲学创造各种主义。中国的史学承载着西方史学、哲学和宗教三重责任，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章学诚讲“六经皆史”，我觉得非常深刻。

      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史学。传统的中国人生活在家族里，家族是史，继往开来的一个史。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城里人生活在陌生人的社会里，不讲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国人有个家，知识分子还有国和天下。这些都是有历史感的。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一种我称之为“史观文化”的意识。一部《春秋经》、一部《史记》，从此我们就对黄帝有了逐步的认同，对历史有了认同。华夏文化的核心是史观文化，这个史观至少是汉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近代以后，在向西方学习，经济、政治、文化转轨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就是重建史观。重建史观成为夺取天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第一个自觉地做出这种努力的是康有为，接受了西方进化论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形成了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接受了马列的话语。马列中最强大的我觉得是史观，把中国的历史按照西方几个阶段的发展来重新叙事。

      中国传统的史观一个是历史倒退论，一个是历史循环论。循环论就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加上天命说，有效地带来一个新的统治者，给予他统治的合法性。这个传统的叙事后来被共产党加以改造，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进行了合理的包装，核心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共产党的革命叙事和传统的孔孟的革命叙事其实有衔接之处——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志，推翻原来的王朝，因为它丧失了天命。整个封建主义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进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了。新的“天意”在哪里？转变为“历史发展规律”，所以很快就被正处在迷茫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就把那些要求革命、要求改变现状的人收集到一个党里，到延安去。
正统叙事陷入困境，自由主义重提政权合法性

玛 雅：毛泽东构建了革命史观，毛时代的结束是否意味着共产党正统叙事的结束？

曹锦清：这个史观由于改革开放，由于苏联、东欧解体而陷入困境。原来是讲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苏东的解体使这个信仰开始解体，毛时代的执政自信也逐步失去。共产党现在只有承诺让老百姓生活条件比过去更好，更富裕，用民生问题来维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是非常大的变化。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现代化叙事开始了。

      自由主义叙事是用选票的多数来确认执政者统治的合法性。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权利的学说，其渊源是自然法，认为每个人天赋就有那么多的权利。因为权利都在个体手中会引起很多不便，所以要构成一个社会，把一部分个人的权交给一个统治者。还要通过议会制定各种法律，来监督这个执政者。如果民众不满意，可以撤换这个执政者。洛克、卢梭都是这样讲的。

      共产党的叙事和由自然法引伸出来的自由主义叙事是完全不一样的。共产党讲人民民主，这也是一个叙事——群众，群众里面分阶级，阶级有先进的和落后的，先进阶级的代表就是共产党，共产党里最先进的是它的领导核心，核心中的核心就是列宁、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列宁讲，群众、阶级、政党并行，领袖可以发现群众眼前和长远的利益，可以引领政党实现这个目标。所以凡是共产党革命，它的合法性都要建立在整体利益的判断和一个历史的叙事里面。整体和历史，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

玛 雅：现在这个叙事中断了，自由主义掌握了话语权，意味着执政党的政权合法性需要重新被认识、被接受。

曹锦清：中国现在自由主义重提政权合法性的问题。自由主义的叙事非常简要，从1979年开始，以前的历史它不解释。1979年以后，从计划到市场，从公有到私有，从所谓的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到民主。接下来就是向西方学习，多党制、宪政、选举，等等。而且这个叙事切中权力在推进市场化过程中的腐败，不是一般的腐败，是大面积的腐败。现在这个叙事似乎是左右两翼一个共同叙事，以自由主义者为甚。

      左右翼中都有非常激进的，认为目前改革开放中的各种问题，都是由于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是政治集权、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原因。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走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但是左右翼对自由主义叙事皆有一种忧虑，是对这个叙事本身的一个反思，就是中国现在推行民主宪政，会不会乱了？这是百年之忧。凡是要搞民主的人都有这个百年之忧。早年立宪派和革命派争论的核心就是，现在搞民主会不会给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给乱民暴民以可乘之机？立宪派说稳一点好，目标是民主制，立宪作为一个中间环节。孙中山是共和制的代表人物，也讲军政、训政和宪政，也是渐进的民主。

      中国现在左右翼都担心：如果现在就推行宪政民主，会不会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好的经济发展局面？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腐败是不是别有更深刻的原因？会不会引起中国这个政治大国的分裂？如果说，右翼比较多地代表新生的企业家阶层，或者资产阶级的利益，大资本的利益其实也需要中国稳定。所以他们对宪政民主的后果、对民主会引起民粹主义的复起深感忧虑。左翼一般有民族主义关怀，万一中国乱了，中国百年的振兴，最近20－30年为最好时期，就会被中断。所以他们希望向中国特色的民主渐进，而不是把现有体制加以变革，以保持政治稳定。政治稳定对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是一个关键要素。这是中国国情，政治对经济，国家对社会一直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玛 雅：这些观点与执政党的立场并不矛盾。

曹锦清：这个叙事这些年来在党的文件中也看到。但是共产党对民主法制始终没有清楚的界定——村选举、扩大党内民主、政务公开，等等，但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民主，一直没有提供理论说辞，不清楚以中国标准界定的民主制到底是什么。偌大的一个国家，从集权制向民主制转轨，相应地从人治向法治转轨，法治一方面意味着对权力要有限定，另一方面对自由也要有制约。中国还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要有一个过程，平稳过渡。

      左右两翼，包括一部分官员和新生资产阶级，对大陆发生台湾式的民主也深感忧虑。台湾的经济社会转型在1980年代已经大体完成，它现在完全是工业化社会。市场经济一套规则基本建立起来了，底层的政府官员也比较专业，所以政治就被拿来给老百姓玩了。有政治野心的人都来玩选票，煽动情绪，操弄民意，实际上政治不作为，也无法作为。但经济上还在运转，社会秩序大体还存在，底层公务员系统还在比较有效地运作，所以政治不作为对经济社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中国出现台湾的情况，我认为将是根本性的影响。

玛 雅：共产党原来的叙事是引领这个民族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叙事的中断，要求执政党对自己政权的合法性重新做出解释。共产党是怎么适应这种语境变化的？

曹锦清：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重新解释说，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和社会性质没关系。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过计划经济。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就看到，市场经济和所有权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比较亲私有权，所以苏南的集体经济模式就宣告结束，都采用温州的私人经济模式。1997年中央宣布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中小企业关停并转，都被卖掉，私有化了。

      国有或集体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不是不能有效运行，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有很多的制约条件。因为市场经济信奉个人——我这个集体厂长为什么要为集体奋斗？为什么自己可以拿到更多不去拿？所以在集体企业旁边，他的老婆孩子就搞一个私人企业，各种优势、好的资源都往他自家的企业送。这样长时间下去，不仅集体企业拖垮了，人的积极性也拖垮了，最后卖掉完事。所以，对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轨，共产党必须做出解释。用的还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叙事，因为它知道这个不能丢。但是它要修正这个叙事，重新进行解释。第一步修正是把社会主义的时间拉长，在1987年十三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邓小平那种解释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根据。它没有抛弃原来的历史叙事，只是加了一个初级阶段。意思是说，因为是初级阶段，所以可以那么干。中国迫切需要把计划经济废掉，向市场经济转轨，同时默许公有经济的破产，默许私有经济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成分，变成一支重要的力量。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给执政党带来理论上的灾难

玛 雅：这种修正对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产生了什么影响？

曹锦清：初级阶段理论是在原来的叙事里接受了市场和私有制，来为当代的现实改革服务，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经济上也是有效的。但是，它所带来的理论上的灾难是深重的，极其深重。

玛 雅：为什么这么说？

曹锦清：意识形态必须能自圆其说，以让别人信服。黑格尔说过这个话：意识形态和衣服不能相比，衣服破了打补丁还好穿，意识形态破了只能扔掉重建。现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信服的人很少，因为大规模搞私有经济。我碰到很多民营企业家，他们认为中国搞的是资本主义。他们谅解共产党——共产党在保护他们发家致富，挂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羊头可能还有点用。但是他们认为共产党就是在搞资本主义，而且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像日本，比我们的社会主义还要多。有的甚至说，全世界只有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美国的社会主义比中国还要多些，它有社会保障体系。而且美国也不允许把上万个国有企业破产，几千万人往大街上一扔了事。日本和欧洲就更不可能了。而我们说翻脸就翻脸了，1997、98、99这几年，每年1000万人下岗。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对它自己的阶级说，我是代表你们长远利益的，所以现在你们要付出牺牲。这话能说服下岗工人吗？

    另外“初级阶段”在理论上也很难自圆其说，比如计划经济的30年怎么解释？是毛泽东的个人集权把这个民族误入歧途的30年？是搞错了的30年？这个好像说服不了人。有的理论家当时就动脑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外资进来，这些情况和新民主主义社会4种经济成分并存有点相似，于是就把计划经济的30年割掉，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接到这30年前。但是怎么割得掉呢？30年毕竟是30年，一代人呀。所以那些人就讲，1953年以后进入了“早熟的社会主义”，文革后变成了“畸形的社会主义”。

玛 雅：这两个词造出来，有说服力吗？

曹锦清：在理论上也没有说服力。现在共产党第一个头疼的问题就是，它的历史被断裂了，无法进行有效的叙事。因为既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可以逻辑地推导出，还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然后还要导向共产主义。它没有宣布废除共产主义嘛。那就是说，共产党现在的存在，是要为将来的共产主义奋斗的，只不过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这个发展阶段非常长，以至于初级阶段就要100年，共产主义非常遥远。

      但是“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没有出现在1987年以来的任何官方文件里，因为如果对这个叙事加以强调的话，那么新生资产阶级和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怎么办？但是逻辑要求你回答。人们要问：中级阶段怎么样？高级阶段怎么样？如果你把初级阶段延长，让人们不去问中级和高级，不去问共产主义，那么你的信仰支柱在哪里？这当然是有问题的，叫做信仰渺茫。如果在初级阶段的实践里——大量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货币的作用蓬勃发展，影响到一切认知，把所有人的生活要义都简化为挣钱和花钱，而且货币可以购买一切，并且这已成为共产党承认的一个基本现实，甚至共产党为了推动经济发展还鼓吹消费主义，尤其还放长假鼓励消费，到了这个时候，再去鼓吹共产主义信仰估计也不行了。

      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原有的历史叙事被自身的实践和逻辑的矛盾所颠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是从哪里过来的，因为毛时代30年我们解释不了。如果30年无法解释，那么按照现在自由主义的叙事，共产党就只有搞选举。不选举怎么行？所以我觉得，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的保护壳没有了，它对未来若干年领导权的维系，唯一的就是给人民以小康。

玛 雅：但是这种维系能不能持久呢？

曹锦清：原来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结论是共富。现在看来，先富的人怎么会带后富？贫富分化严重已经成为基本事实。区域分化，城乡也分化，现在的修正就是搞和谐社会，城乡、区域、贫富要协调一点，但基本上还是在分配领域打转。前20年重点放在生产上，现在放在分配上。光在分配上能不能解决问题？暂时可能，恐怕不能长久。因为现在农民一亩三分地给他了，还能出来打工，也自由了。他内心怎么样我们不去说，但是至少目前还比较稳定，没有其他更高的现时要求。

      一个政权有力量如此大规模地进行二次分配，从原来的政治统治转向管理，转向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使各个阶层满意，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光靠这个不行，还要让老百姓感到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在哪里。现在共产党执政缺乏意识形态的辩护，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需要有个史，被很多人所接受的史观。我现在所不知道的是，是不是用历史的叙事，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的时代已经过去？

      是不是搞市场经济，个人更多独立，个人主义更多兴起，在市场中意识到个人独立的那些个体，已经摆脱了整体和历史？是不是只要按照现在所谓的社会确认的叙事，按照自由主义的一套为当代政府提供合法性依据就可以了？

      “末世心态”产生，造成权力腐败严重泛滥

玛 雅：你前面谈到执政党信仰渺茫，这对其自身建设造成了什么后果？近年来权力腐败严重泛滥，应该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

曹锦清：绝对有关系。因为是初级阶段，而且拉长了100年，共产主义不要提，这就使共产党丧失了信仰基础，那就只有共产党人，没有共产党了。问题发生在1990年前后，苏东解体对党的中高层官员刺激很大，因为发生在“八九”以后。很多人都认为，共产党要崩盘，这个船要沉了。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与其我现在做清官，将来做穷光蛋，还不如我现在做贪官，将来做富翁。很多人做出第二种选择。程维高的大秘书临死前的采访记录，讲的就是这个。所以1992年以后贪官污吏上下蔓延，和对党的执政信念的丧失有关系，和对共产主义信念的丧失有关系。

玛 雅：共产党官员信念丧失，丢掉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取而代之以“末世心态”，于是不捞白不捞，大捞特捞。

曹锦清：“南巡讲话”后向市场经济猛力推进，结果就是有钱可捞。土地是最大的资源，就大肆圈地，一些高干子弟在那里圈，官员腐败大部分都是地里圈出来的。这个过程太快了，到1996年，集体企业都受不住了。集体企业应该有一种集体思想的保障。企业家，很多是复员军人，本来是想给乡亲谋点福利，让鳏寡孤独有所救济，有这种想法才能把集体经济搞好，挣了钱才不会往个人兜里拿。可是后来变了，都来拿，盗窃集体经济的就是他们。有人就说，与其盗窃，还不如私有化算了。

      1991年，俄国“私有化之父”丘拜斯讲过一句话：如果盗窃不可避免，我们唯一的选择是把这些强盗都变成资本家。2001年他反思私有化，又讲过一句话：想不到，原来那些盗贼不仅没有变成资本家，他们继续在盗，监守自盗，一下子变成暴富。这就是俄国的情况。中国不也发生了这个情况？所谓国有资产流失，就是监守自盗。后来香港的郎咸平一批，国内左派一轰，中央脑子清醒了些，不卖了。

玛 雅：可还是出了鲁能这种事情。看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给了邓小平重新解释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也给了执政党的腐败官员以权谋私的道德依据。

曹锦清：邓小平对市场经济转型的精神性后果的严重性没有考虑到。他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把蛋糕做大，让老百姓重新承认共产党的统治。但是市场经济、私有制，把人给分成一个个的个体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守护这个民族整体利益的执政党，也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了，这样一来就“政者不正”。

       政者正也，这是儒家用道统规范政统，因为有权就可能要谋私。这个“正”是身正，身正是在修过以后才正的，所以要正心、修身。现在我们的党员干部都纵欲自己的身，认为这是幸福快乐之所在。一个老婆不够还要养个情妇，因腐败落马的官员85％问题都出在情妇身上。如果单是一个家庭，现在政府给他的待遇，已经足够他过得好。要房子给房子，要车子给车子，要灰色收入他也有。现在全国各地都有灰色收入，是政府对下面官员的一个妥协。很多地方和部门还搞了宾馆，官员在里面消遣也不掏钱，上面对这个也眼开眼闭，只要不把钱落在个人口袋里，甚至少贪一点也不追查了。

      市场经济下，货币执行重新划分社会等级地位的巨大功能。货币把社会各个部分打乱，按照货币来重组。

      这是共产党没有遇到过的，也是很多官员挺不住的原因。他要成为中产阶级，几大标致都是货币——买房、买车，还要把儿女送出国，一个女人不够还要几个女人，权力部门给的工资根本不足以让他这样消费。

      而且所有的货币拥有者都是他们扶植起来的，权力支持，货币就流过去。这样行政职位就不足以构成官员的生存意义，不是所谓“为人民服务”就能使他守住这个底线，守护自己的心灵。他也要搞钱，货币标准跟人的本性找到一种契合，人性中原来被禁锢的东西都加以释放。这使得整个党政系统面临一个突然的货币经济的来临，一个金钱世界的来临，这样腐败就不可避免。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货币经济来临的时候都腐败。最明显是晚明那次，就是张居正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实物经济到货币经济，所以晚明腐败透顶。 
 

 

 

 

难以界定的“中国” 

    中国既大，好还是不好；所谓“大中国情结”，对还是不对，本文不作讨论。我讲的只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有一个麻烦，那就是对“中国”的定义不清，连带着“中国人”的定义也不是很清。台湾出过一本书：《淡水河边谈历史——你，是中国人吗？》（刘学铫著）。可见是不是中国人，谁是中国人，值得专门写书来讨论。他的结论是，中国的众多民族，应该统称为“中华民族”；凡具有这种文化类型的一群人，都是中国人。 

    但问题才刚刚开始。众多民族，到底有多少民族？按照中国大陆的统计，是五十六个民族。这是有名称的民族，还要加上“未识别民族”及“中国籍的外国人”。既然是“中国籍”，那就不是“外国人”；既然是“外国人”，那就不是中国人，即使你有了“中国籍”。“凡具有这种文化类型的一群人”，——哪种文化类型？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就根本不是一种文化类型。入了外国籍的“海外华人”，属于中国主体的汉族文化类型的，是否还算中国人？新加坡人算不算中国人？推来推去仍是一笔糊涂账。

    有一个既方便，又符合国际惯例的方法。以现时国境线为界划分是否为中国，以国籍判断是否为中国人。当然这还会有些小麻烦，如有争议的领土，如国籍不明者的身份，还有双重国籍者。中国大陆不承认双重国籍，但同为“一个中国”的台湾却承认，这种人算不算中国人？港澳回归之前和之后，持非中国护照的当地居民算不算中国人？这些小麻烦，许多其他的国家也可能有，本文也不拟多加讨论。 

    我要说的是，现今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不是一回事。这个道理可能过于简单，因为任何一个现存的国家，都与历史上的这个国家不是一回事。不过在中国，有些简单的道理往往会被弄得很复杂，尤其事关“中国”本身。“中国”的定义不清，主要一个原因是，将两个“中国”混为一谈。 举一个例子。满族是现今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而以前它却不是中国的。蒙古族原本也不是中国人，后来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再后来一部分（外蒙）独立了出去，多数还留在现今的中国。因为都是“中国人”，于是历史就叙述不清了。蒙古军队灭金与南宋，清兵入关攻打明朝，都成了“中国人打中国人”，都是“内战”。更别说抗击匈奴、抗辽和抗金了。照这个逻辑，除了倭寇扰边及一些小规模的局部纷争，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从来没有遭受过外国的侵略。

    这样一个可笑的结论，史学家们大多采取回避的态度。说那些是侵略战争，不利于“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说它们不是侵略战争，显然违背史实。只好要么不说，要么这里这样说那里那样说，要么含含糊糊地说。总之越说越复杂，越说越让人糊涂。 

    我先提出两个“中国”的概念。一个是现今的中国，即现今边界所规定划分、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大中国”；一个是历史的中国，即政治、地理意义上不断演变着的“中国”，也可以称作“小中国”。这里，“小”与“大”不是指的国土面积，而是指文化内涵与历史背景的相对容量。单就面积而言，“小中国”可能比“大中国”还大，如清朝时代的中国，就比现在的中国大得多。但清代鼎盛时的巨大版图，只对当时的中国有意义，既不能将其作为“中国从来就这么大”的历史依据，更不能因此断言“中国以后永远有这么大”。在历史的坐标上，“小中国”是一个变量，“大中国”是我们在“现今”这个刻度上的一个定量。如果将来组成中国的领土和民族发生了变化，那时候的“大中国”，就应该是变化以后的那个定量。好在人们永远只能生活在“现今”。 

   “大中国”的历史，包括组成现今中国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当然也包括“小中国”的历史。“小中国”的历史，则主要记叙“中国”这一政治地理、概念的延革。具体来说，汉族史、满族史、蒙古族史、西藏史、台湾史、新疆史等等，都在“大中国”的历史范围之中。而“小中国”只记载西藏、台湾、新疆、满蒙各自为中国一部分的时候的历史，它们并入中国之前的历史，不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越南（古称安南）曾属于中国，因而那一段越南史应该载入中国历史；它脱离中国后的历史，也不再属于中国。 

    理清了两个“中国”的不同定义，我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就可以把“小”字去掉了。至于“大中国”，既然是中国发展到今天的结果，我们不妨先将它放到一边作为参照。

    中国最早只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 谁都知道，从古到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正式国名称作“中国”。但谁也无法否认，“中国”作为国家，从古到今实实在在地存在着。那么，“中国”这个词的最早含义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才用来作为国家名称？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够见到的最早由实物记载的“中国”一词，是１９６３年陕西宝鸡县贾村出土的一口西周时代的“何尊”上的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这个最早出现的“中国”，并不特指一个政权或国家；甚至连“国”这个词的含义，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国家。《诗经·大雅》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将“中国”与“四方”相对，“京师”与“四国”相对。可见“中国”与“四国”，那时都只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

    人类历史上，家庭和国家都有一个从起源、发展到成型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会在相应的文字含义的演变中反映出来。汉字“国”与“国家”相近的含义最初有三：一是指“邦国”，二是指“国都”，三是指“封地”。这里面，以封地为基本含义，其他都是从这一含义中生发出来的。有封地才有邦国，有邦国才有国都。领受封地的诸侯，即为各邦国之主；诸侯居住及政权所在地，即为国都。《周礼·注》：“大曰邦，小曰国。”可见西周初年的“中国”，不会是一个范围很大的区域，基本上指“京师一带”，也就是中央王朝所在地及周边不大的一块领地。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地域有所扩大，不仅包括周室（东西两都），还泛指中原一带的各诸侯国，如春秋时的晋、郑、宋、卫，战国时的韩、赵、魏、鲁、宋等。相对于这个“中国”，其他东南西北四方则称为“夷蛮戎狄”。这时已有许多文献予以记载。如《礼记·王制篇》：“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姓也，不可推移。……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又如《春秋·公羊传》：“曷为不言楚子执乎？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那么，在诸侯群雄中，谁是“中国”之外的夷狄？一，齐国。东方民族为“夷”，齐国是最东边的国家。《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周武王初平天下，“封师上于齐营秋”，而“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莱人，夷也”。齐之邑地，是与夷人争来的；后又不断吞灭东方各国，统括大片夷地成为强国。二，楚国。《史记·楚世家》：“熊渠曰：我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三，吴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四，越国。《韩非子·孤愤》：“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五，秦国。秦本是西方一个附庸小国，直至东周始列为诸侯。《史记·齐太公世家》：“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六，燕国。燕国是最北边的诸侯国，一直为北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七，中山。中山位于燕、赵交接处，是白狄遗种鲜虞人建立的一个小国，后为赵国所灭。 

    秦朝建立的“中国”，不但统辖了原来狭小的地理“中国”，还囊括了周边几乎所有的原诸侯国。秦朝作为国家的“中国”，是“小中国”的起点，其历史是无法往秦以前追溯的；但它同时也是“大中国”的起点，作为一个国家的来源，它可以往以前任意遥远的时代追溯。这以后的“大中国”，覆盖了五帝三朝的活动领域，所以夏、商、周都被算为“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三皇五帝也成了“中国远古时代的传说”。只有区分了大小两个“中国”的概念，历史才能够说得通和说得清。

    这个最初的中国，是秦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建立的。可以说，没有侵略战争就没有“新中国”。秦灭六国之后，又北逐匈奴，南定闽越，加上其他如建立中央集权，改封建为郡县，使书同文、车同轨等政治、文化措施，扩大和确定了中国的疆域。从这时候开始，再叫“中国”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就不对了。中国的疆域，基本上应以秦朝的疆域来划分。凡秦朝的版图之内，都叫中国。对于侵略者和征服者的秦国而言，它入主中原，建立了莫大的功业；对于占中国绝大多数面积和人口的其他各国而言，当然也包括原地理意义上的整个“中国”的人民，都当了“亡国奴”。说得不好听一点，做“中国人”的代价就是当亡国奴。本来你我都是好端端的齐国人、楚国人、赵国人……，忽然一下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大伙儿都得当“秦国人”，这不是亡国奴是什么？

    我们今天称中国的主体民族为“汉族”，称中国语文为“汉语”、“汉字”，海外称中国城为“唐人街”，都是借用历史上两个强盛朝代的国名。但中国在国际上公认的正式国名却是“秦”——“China”（秦“Chin”加专指阴性的后缀“a”）。《汉书·西域传·注》：“（西域）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这个称呼又由西域传至欧洲。秦朝仅十五年而亡，但“秦人”历两千多年咱们还在做。如今谁还记得，你是楚国人还是齐国人还是韩国人的后代？只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而国际上则依然“习故言”，称我们为“秦人”。

汉：中国主体民族的形成期

    汉代继承了秦的政治遗产，会前朝各国文化、血统于一炉而形成汉族。以后，中国又在对外族的相互征伐中，依次融入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民族的血统。史家一般都认为，中华民族不应以血缘划分，而以文化脉络为依据。这是对的，虽然仍有些问题会纠缠不清，毕竟建立了一个大体上清晰的坐标系。什么是“中国人”？你加入进来，接受中国文化，你就是中国人。这之前，或者你又退出去了，你就不是中国人。而“加入”的方式，无非是我征服了你，或者你征服了我。 

    西汉王朝从秦朝的版图起步，在汉宣帝时扩展到全盛时期，领土包括今日的北朝鲜，越南的绝大部；但今日的青海，西藏，台湾，海南，内蒙的绝大部，甘肃、四川、云南的一部分，尚未纳入中国的版图。今日新疆一带，是西汉王朝与匈奴争夺的势力范围，称“西域”，有小国数十个，宣帝时始设“都护府”，将其归为中国的藩属，不算中国本土；中国政府除了不让它们被匈奴收买以形成对汉的威胁，基本上不能行使行政权力。两汉凡四百一十年，西汉设都护府六十五年，东汉班超出使三十年（其中二十一年忙着重新征服），其余三百多年中国对西域完全不能控制。一些史书将西域纳入汉朝的版图是讲不过去的。 

    中国的第一个心腹大患是北方的匈奴，长城便是明证。但长城最初并不是专门用来对付匈奴的。作为防御外国入侵的一种手段，先秦各诸侯国之间也修建过长城。目前可以推断的最早的一段长城（当时叫方城），是春秋时在现今河南省境内，全长近一百公里，大致为南北走向。战国时代，楚长城绵延在秦楚、楚韩、楚魏边境；齐长城则修建在齐国的南方，显然是为了防御南来之敌；魏长城也基本是南北走向，以抵挡秦国；秦长城主要用来防御西戎与匈奴；赵长城有一小段约不到八十公里建在南边以防御魏国；燕长城也有约一百公里在南边以防赵国；赵、燕二国另有绝大部分的长城修建在北方对付匈奴。“匈奴”最早正式见于中国史籍是战国赵孝成王初年，赵国大将李牧镇守北方，屯兵于代郡雁门一带以防匈奴。秦统一（建立）中国后，一方面大肆补修长城以御匈奴，一方面又“自毁长城”以夷灭原先各国的分界。秦朝覆灭的直接原因的之一，便是修长城修得走火入魔，激发民变，旧的各国贵族势力乘机而起。 

    汉王朝接手中国，与匈奴开始了漫长、反复的打交道过程。其中包括征战、和亲、屯防、通市、休战、再战……直至呼韩邪单于“归藩”，入朝迎娶汉室宫女王昭君为止，前后凡一百七十年。归藩也就是俯首称臣，成为中国的附庸，或曰“保护国”，但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单于的地位在诸侯王之上。归藩的也仅是靠近中国的部分，即所谓“南匈奴”；漠北的北匈奴与中国反而渐行渐远，连附庸关系都谈不上。匈奴建立的是游牧军事政权，故其疆域模糊不定，大约在今内外蒙古及俄罗斯的部分一带活动。南匈奴入塞后与汉人杂居，不断内迁和汉化；北匈奴则在东汉时为汉将与南（匈奴）单于联军击溃，一部分西迁，一部分（十万余户）加入鲜卑，一部分留在漠北，五世纪初被柔然吞并。内迁南匈奴的后人，分别在公元３０４年—３２９年，先后在山西和陕西建立汉—前赵政权，及４０７年—４３１年在陕西一带建立夏政权。这些政权被消灭以后，“匈奴”的名字在南北朝后期逐渐消失。现今的典籍称匈奴为“中国北方古代民族”，是因其大部分最终融入中国，甚至融入汉族。但匈奴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地域名或国家名，并不属于中国。

    东汉盛时版图略有变化，云南全境及缅甸之一部成为中国领土，但辽东及朝鲜都有土地丧失。东汉末年，中国出现了大分裂，进入三国时代。三国政权，都可以说是“中国政权”。但一般应以魏为正朔。第一，汉禅让于魏；第二，魏禅让于晋，而晋终于灭蜀汉与东吴复统一中国；第三，魏国面积最大；第四，魏占中原，即古之“中国”；第五，魏国是主流文化所在地。所以三国又与晋连称“魏晋”。三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然而这三个家伙恰恰是“分裂中国”的罪魁祸首。今天的中国人大多痛恨分裂祖国，古代可不一定。诸葛亮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位良臣贤相，他的最大功劳竟是顺应天下大势分裂中国，——“功盖三分国”（杜甫赞颂诸葛亮的诗句）！ 

五胡乱华：侵略者加入中国

    晋统一中国后，基本上维持了汉代的版图。但仅仅十一年便有“八王之乱”，进而引发“五胡乱中华”，前后建立十六个政权，史称“十六国”，中国又进入约三百年的长期分裂状态。“五胡”就是对汉人而言的异族，而“汉人”最初就是“汉朝时的中国人”，也就是前面所讲的“秦人”，本身由诸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说一个中国边缘的民族历经秦汉三国约五百年的时光，都还没有融合成“汉人”的话，那么也就可以称之为“外国人”。当然它们“加入进来并接受中国文化”之后，就可以叫中国人了，但“乱中华”之初还不能这样叫。

    “五胡”是匈奴人，氐人，鲜卑人慕容氏、段氏、宇文氏及拓拔氏四大部族，匈奴别支羯人，羌人。“十六国”是匈奴人建立的前赵、北凉、夏，羯人建立的后赵，鲜卑人建立的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氐人建立的成汉（史称前蜀）、前秦、后凉，羌人建立的后秦，汉人建立的前凉、西凉、北燕。另外还有不包括在“十六国”中的西燕、辽西、代（后称魏）、仇池、魏、后蜀等政权。

     五胡中最早称帝者之一的是匈奴人刘渊，国号汉，建都平阳，后更名为赵，建都长安，史称“前赵”。他原为晋朝大都督，封汉光侯，后被匈奴部众推为大单于，从此独立。因居中国既久，深谙汉学，并从汉姓刘，称帝时竟以汉高祖刘邦的传人自居。但匈奴对于中国而言毕竟是外来人，你又先成了匈奴的单于，所以应当算是一个外来政权。比方抗日战争胜利前已有大量日本移民进入中国东北，如果他们共推一个做过中国官员、深谙中国文化的日本人为移民首领，他再在日本关东军武力支持下自称为“大清国皇帝”，或“中国大总统”，咱们会接受他的政府为中国政府吗？就让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大清皇帝”出面来干，咱们不都是说他是“伪满政府”吗！

    当时的“中国政府”，即司马氏的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朝代之一。但是再坏的朝代也是中国政府。永嘉五年（公元３０９年），刘“汉”的匈奴兵攻陷东京洛阳，纵兵大掠，宫庙官府焚烧殆尽，死三万人，将尸体堆积在洛水之北，以为京观，史称“永嘉之祸”。至西京长安也沦陷，琅邪王司马睿即位江左建业，西晋亡而东晋开始。大批中原贵族百姓流亡江东，造成一次民族大迁徙。这一段历史，与八年抗战初期，日军攻陷北、南两京，在南京大屠杀，大批达官贵人与平民百姓追随国民政府向西逃难的情景，极为相似。

    东晋王朝好容易守住了上游以长江为界，中下游过江北不远为界的南中国。但中国大片沦丧的北方国土却无力收复，只得任由一个个外来政权割据、相互征伐和轮番执政。留在中原的百姓都做了亡国奴，但他们却保住了汉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而入主和入住中原的各个外来民族，也积极进行着民族同化活动。到南北朝结束时，匈奴、羯人不见了；西北、关中、河北各地的氐族大都融入汉族；居住在内地的羌人也大多同化于汉族。最积极主动同化的外来民族是鲜卑人，其拓拔氏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时下令全国实行汉化，所有的鲜卑人都必须改为汉姓（他自己就改拓拔为元），三十岁以下的人都不准说鲜卑语而只能说汉语，致使这一有千余年历史的古老民族消失在中原。而被同化以后的外来民族，终于也都成了实实在在的中国人。隋朝的建立者杨坚，唐朝的建立者李渊、李世民父子，都是汉化的鲜卑人，没有人再怀疑他们的王朝不是中国政府。
    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民族同化过程，如果这种民族同化不是中国的“原住民”同化了外来民族，而是反过来为外来民族所“异化”，那么中国在分裂了近三百年之后是否还能统一，是否能统一得这样浑然一体，甚至是否还能继续叫中国，都颇值得怀疑。

    在今东北一带崛起的女真人，曾臣服于辽朝，不料后来倒成了辽的掘墓者。女真完颜氏建立金朝，联宋灭辽，继而灭北宋，入主中原，形成与南宋王朝对峙的局面。金国与辽朝都是胡汉混合型的文化政治，《金史》也与《辽史》一样，被列为中国的正史。但对于中国而言，金国与辽国却有本质的不同。辽只是“屡犯边关”，并未侵占多少领土，云燕地区是它应请帮忙“挣”来的，不算强抢强占得之不义。金则凭武力侵占大片领土，陷京虏帝，制造“靖康之耻”，扶持伪政权，种种行径非常恶劣，是地地道道的侵略者。南宋偏安一隅，北方沦陷；金国继承了辽朝的疆域，又占据了中原，地域广大，远非南宋可比。

    金朝算不算中国（一部分）？如同辽朝一样，它也只能算“大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绝非中国。如果占有大片中国领土就可以算中国，那它占了辽国的全部疆域，面积比占着中国的更大，岂不可以说“金国也就是辽国”？如果占有中原即传统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和中国首都就算中国，那么日本侵华时，占领中国的领土面积远远超过日本本土，其中包括中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首都和古都、大部分重要大城市，岂不可以说“日本也就是中国”？我以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金朝是历史上由女真人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国家，曾消灭辽国，侵占中国的半壁河山，灭亡后留在中国的女真人及前辽的契丹人几乎全部汉化，合流为中国人。

    沦陷后中原一带的中国人，实实在在是做了亡国奴。当然中国人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做亡国奴。中国人历来就有这个本事，在做亡国奴期间去同化征服者、统治者。美其名曰“文化征服”，也算是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好在还算成功。美国有一种观念是：打不过人家，就加入人家。而中国人的理论与实践则是：打不过人家，就汉化人家，再把人家算作自己人。你把我的领土吃掉，好，咱们慢慢来，我早晚得把你的整个民族都吃掉，然后说你也是中国人。从秦灭六国，到五胡乱华，到金灭北宋，到蒙古征服中国全境，到清朝入关，无一不是如此。日本也差一点成了“中国人”，如果它打赢了。

元：亡国时代

    蒙古灭金，进而灭南宋，在中国建立元朝。元朝当然是中国的一个朝代，但却是外国人建立的一个外来政权。在蒙古诸部统一之前，这些部族并不都是蒙古人，更不是中国人。一般认为，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诸部、建立蒙古国，才形成真正的蒙古民族。这与中国汉民族的形成，道理是一样的。铁木真的兴起是在（南）宋金之际，与中国相隔既远，亦毫不相干。蒙古国既建，三次西侵扩张领土，灭国四十余个，继招降吐蕃诸部，征服中国。蒙古帝国全盛时的疆域，包括今日中国、蒙古、朝鲜、越南、巴基斯坦、两伊、土耳其，直抵地中海，还有俄罗斯包括莫斯科、基辅在内的大片土地，及前苏联的中亚诸国。元朝是蒙古帝国的中国本部，包括蒙古本土及中国本土；另外还有察合台、窝阔台、钦察、伊儿四大汗国及吐蕃（今西藏，又译作“土伯特”，即Tibet），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它们也成了“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反过来岂不是也可以说：“中国曾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或“中国曾是土耳其的一部分”？

 

    I donot know how to describe this kind of feeling. It comes suddenly after you experenced something. I just call it float-feeling. the float-feeling of today is: